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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红军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时间:2015-11-20 08:59来源:未知作者:王永平、王琳琅 点击:
何宝玉的本名何怀道,立山场文家岭人。其父辈为经营祖上传下的二十余亩薄地,全家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勤巴苦做,却因缺肥短水,只能广种薄收,而很难维持温饱。一九二六年左右
何宝玉的本名何怀道,立山场文家岭人。其父辈为经营祖上传下的二十余亩薄地,全家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勤巴苦做,却因缺肥短水,只能广种薄收,而很难维持温饱。一九二六年左右,何怀道十六七岁时,学会了一手挂粉条的好手艺。长大成人后,在家里办起了粉坊。推豆滤淀粉,淀粉加工成粉条卖钱,赚豆渣喂猪。粉水和猪粪很肥,务的庄稼收成好了,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不过在销售粉条时,常常遇到土豪劣绅敲诈勒索或称粉条不给钱等倒霉事,连买豌豆的本钱都蚀脱,真是有苦难言啊!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农历八月初四),红四方面军解放了立山场,建立了长胜县和立山市、区、乡、村苏维埃政府,那些恶霸土豪死的死,躲的躲,逃的逃,不见他们影子了,老百姓拍手称快。
十月十日(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何怀道从六合场卖粉条转来,已是黄昏时刻,发现离家不远的新拱桥对岸山林中有土豪傅俊卿一伙人在偷偷约会。第二天他赶立山场卖粉条,红军炊事员对他说:“老何,你这点粉条我全买了,跟我担来吧!”这位炊事员姓罗,通江人,每场都买何怀道的粉条,他们已是老相识了。何怀道悄悄对老罗说:“昨晚夕,我看见一伙恶人在立山、龙桥和六合三乡交界处开黑会。”老罗赶紧带着何怀道向王营长报告。王营长听了何怀道的报告以后问:“你叫什么名子?家住哪里,干什么的?”何怀道说:“我叫何宝玉,本名何怀道。就住在立山场的文家岭。我一边种地一边推粉挂粉条卖。”这时正好立山区苏维埃主席杨大伦走来了,他指着何怀道对王营长说:“你不是要找合适的人吗?我认为何怀道就可以,他才二十来岁,跑路很得行。”王营长对何怀道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敌人不甘心失败,正加紧反革命活动,我们要认真对付。你对长胜周边的场镇熟不熟?去过仪陇县城没有?”何怀道回答说:“立山场周边的场镇是我卖粉条买豌豆的首场,连下属的农村都很熟悉;我有时去赶仪陇、巴中和平昌等县城,对这些县城都比较熟悉。”“请你马上帮我们把一个包裹送到仪陇军区总指挥部去,行吗?”王营长迫不及待地问。“行!”何怀道肯定地回答。王营长把一个密封好的白布包裹交给何怀道说:“千万不能丢失!你走仪陇县城找县苏维埃政府,然后让他们帮你找到军区总指挥部。你把这个包裹交给总指挥王学礼首长,首长检验包裹后亲笔给你出收据,你把收据带回来交给我。最迟要赶在明天午前送到。内部的人问你干什么的?你回答说‘走亲戚,迷了路’。他会说‘跟我来’,你就跟他去。他说错了,你就要多加小心,设法甩掉他。出远门要通行证,我马上给你办理,明白了吗?”“明白了”,何怀道说,“我保证今晚连夜送到。”王营长疑惑地说:“从长胜到仪陇县城有一百六七十里山路,你行吗?你走夜路碰上坏人怎么办?”何怀道说:“我一个卖粉条的,随时都要耳听风声,眼看八方。既然我身有重任,我会尽量避开麻烦,必要时我的扁担不留情。请首长放心,我不会让包裹落在坏人手里的。”“这是你的通行证,这是报酬。”何怀道接过通行证说:“我卖了几十斤粉条,我有钱。”王营长说:“你的钱是做生意赚的。你做了工作红军要付报酬的,这是规定,你要吃饭和养家糊口嘛!”何怀道想:这么多钱,做一场生意也赚不回来,于是便收下了。他把包裹藏在平日放粉条的麻布口袋里,套在扁担上打个结儿,将扁担往肩上一扛,撬着麻布口袋就出发了。王营长看着他的背影,点点头说:“好极了,活像个挑夫。”
第三天中午,王营长正要去食堂吃饭,何怀道像前天一样扛着麻布口袋出现在他面前。王营长不由得眉头紧锁,惊疑地问:“咋个的!你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何怀道说着放下扁担,从衣包里取出王学礼首长出的收据交给王营长,又从麻布口袋里取出一叠布告说:“首长指示,将这些布告马上分给各区、乡苏维埃张贴出去。”王营长一下子把眉头舒展开了,惊喜地说:“呀!你已经转来了,长了飞毛腿呀!”“这算个啥,我有时担七八十斤粉条走通宵,第二天要赶到在仪陇市场上去卖哩!”“走,吃午饭去。”“我已经吃过了。前天顺路回家吃了饭,带两个烧馍就出发了。临走时我对妻子说,后天这个时候提前把午饭煮好赶我回来吃。刚才转来时,妻子果真把饭煮熟了,我吃过饭就来了”。王营长说:“你家里可不可以另外请人挂粉条,你就多拿时间给我们秘密地跑跑交通呢?”“可以”。“好!那就一言为定,击掌为约!”二人击过掌,都笑了。从此,何怀道就是红军的秘密交通员了,经常往返于长胜、巴中和仪陇县城三地之间。
有一次,何怀道送长胜县的报告材料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请求批示。过了顶山场约六里地的半山腰时,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随后“活捉持枪杀人犯”的吼声四起。有三个穿黑色短衣端着步枪的家伙向何怀道跑来,边跑边向后面开枪。何怀道认为和杀人犯迎面相遇凶多吉少,杀红了眼的凶手必然要向他开枪。他急中生智,赶忙躲在路旁的巨石后面厉声吼道:“向我们跑过来了,走近了才开枪,预备--”三个家伙听到前面“埋伏”的人正“预备”向他们开枪,赶忙转向向右边塄坎下的浅崖跳下去,没料到正好落在乱石堆中,伤的伤,残的残,被顶山场的赤卫队全部活捉。赤卫队员查看了何怀道的路条后,称赞他很机灵,协助他们活捉了持枪杀人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农历十月初一),何怀道抽空赶三河场卖粉条时,经常向他敲诈勒索的二流子麻老二又向他要钱花。何怀道说:“现在穷人当家做主分田地了,你麻老二也该去劳动谋生了。”麻老二凑近何怀道的耳朵诡秘地说:“穷人当家不长久了,傅俊卿他们要凑集起来攻打二龙场的苏维埃政府。”何怀道小声问:“好久打?”麻老二说:“你只等着看热闹吧!”何怀道说:“这种机密事,你娃儿都晓得的事,奶娃儿也晓得嘛,你哄我的钱使,我才不信!”这一激将,麻老二不服输说:“我们的老大参加了会议的,最多等一个星期。不,等六天就要开战了。”不管是真是假,何怀道赶忙收了粉条摊子,马上赶赴立山场报告王营长。
王营长听了何怀道的报告后说:“很多区、乡暗藏的敌人乘红军和赤卫队(又叫游击队)主力在前线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地方力量薄弱之机,向我红色政权进攻。我们长胜县苏维埃更吃紧,反动派吴超群一伙由柏林场,傅俊卿一部由三河场、吴明开残余势力由龙桥场向长胜县政府进犯,战斗大概就在近两天内打响啊。我们的游击队独立营已经在咽喉重地大石坎修筑工事,准备就在那里给敌人挖坟墓。大石坎你熟不熟悉?”“我很熟悉,”何怀道回答说。王营长接着说:“你来得正是时候。你马上把我们这次《长胜保卫战计划》送到仪陇总指挥部交给王学礼首长,要他马上出兵支援我们长胜县。同时,你把敌人准备进攻二龙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告诉他们。你转来时最好随红军一道,我们那时很可能在大石坎阻击敌人。”
何怀道一个劲赶到仪陇军区总指挥部,把《长胜保卫战计划》交给了王学礼首长,并简要地口述了长胜、二龙的敌情。军区总指挥部的同志们听了何怀道关于麻老二的口风以后,非常重视,一方面派侦察兵去二龙一带侦察敌情,一方面组织部队开赴二龙场。
王学礼对《长胜保卫战计划》作了批示后,要何怀道带回去交给王营长。对何怀道说:“我们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特务连在恩阳县执行任务,今天要到仪陇来。我写信给你带去恩阳,把信交给特务连连长,要他们跟你一道去长胜县打增援。如果你去恩阳的路上遇着他们。就叫他们赶捷路去长胜,由你带路。”何怀道接过首长的指示信件和《长胜保卫战计划》以后,马不停蹄直奔恩阳而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农历十月初五),二龙场一带的反革命暴动时间提前了。二龙、文昌、九龙等乡的民团反动头子周平阶、黄丕烈、刘雨生、聂广生、杨连成、傅洋生等带领喽罗二百余人搞突然袭击,杀害了二龙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大湘和金家村主席许发久等人,并疯狂地向二龙区、乡苏维埃政府进攻。红军何海洋连长集中二龙驻军和赤卫队兵力,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幸亏何怀道报信,仪陇前来助战的红军和侦察兵赶到了,在他们的配合下,立刻向敌人反攻。乘胜追击,并攻破了敌人退守的据点王家寨、哨儿梁和龙岗寨,民团匪徒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赶忙投降。红军和赤卫队粉碎了敌人的动乱,巩固了红色政权。
再说,何怀道送《长胜保卫战计划》去仪陇的第二天,即1933年11月19日(农历10月初2),正如王营长所料,柏林、三河和龙桥场一带的反动家伙纠集起还乡团一千五百余人分三路向长胜县苏维埃政府进攻。长胜县城内一个连队的红军边抗击敌人边向东北约七里路程的大石坎方面撤退。红军和游击队独立营凭借大石坎自然天险阻击了敌人五天五夜的多次进攻。何怀道带领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特务连从敌人背后进攻,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向敌人,敌人像倒麻秆一样横尸遍野。前面的敌人吓得屁滚尿流,赶紧甩下武器下跪投降。大石坎上的红军和游击队员乘势杀下山来,前后夹击。左右崖边的敌人跳崖摔死不计其数。红军和游击队活捉了匪首,大获全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农历十月十一日),何怀道奉命送长胜县驻军的总结材料去仪陇县城,路过柳垭时听说逃亡恶霸地主刘应福、杨继业、陈自异等组织的还乡杀人团,昨早晨偷袭了柳垭乡苏维埃政府,杀害了苏维埃主席周世铿,土地委员罗映辉二人。他回到长胜立即向王营长报告此事。王营长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刘应福、滕文朝等敌人还勾结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甯相齐的八大队多人,乘夜潜伏在柳垭场周边山上,偷袭了柳垭乡苏维埃政府以后又撤回山上去了。我们制定了剿灭这股匪徒的计划。你立即把这个计划给王学礼首长送去,希望他派红军支援。你夜里不能路过柳垭场,避免遇上夜间串气的敌人。你走三河、骑龙、马鞍去仪陇城”。何怀道不愿意多走几十里路,他做好可能遇到敌人的一切准备,仍然过柳垭场抄近路走,因为时间很紧迫。
何怀道从立山场出发时已经是半下午了。他出场口后,好像身后那个穿黑色短褂的中年男人注视着他。他避开那人的视线,大步流星地走回家去提前吃晚饭,便把身后那人甩掉了。
他做好了准备工作以后才出发的。经过龙桥乡的高官庙时,天色已经黑定了,月色蒙蒙,但能看见走路。翻过李基山到柳垭场都平安无事。走到柳垭场和高坡庙接境的大垭口时,前面和左右突然蹿出三个黑大汉来。前面那个大声喊道:“站住!”何怀道装着没听见,继续往前走。那个家伙高高举起右手说:“再不站住就开枪了!”等何怀道停步后,三个家伙立刻把他围住了。右边那个戴大盘帽的说:“我们是赤卫队的,值夜班查路条。”何怀道发现三个家伙中,有两个穿穿长大褂的,一个穿短褂的。穿短褂的好像是在立山场口时跟踪他的那个人。他们都有手枪,假冒赤卫队的人,居心不善啊!大盘帽问何怀道说:“深更半夜去哪里?干什么的?把路条拿出来!”何怀道说:“沿路都是熟人,没带路条。哎!”何怀道叹口气又说:“我的亲戚要买我家的两只小猪,叫我今天给他送去。我今上午给他送去以后,原来是亲戚的亲戚要买。我等着要现钱走路,可是亲戚家的亲戚没有现钱,说是去借钱给我。我等到天快黑了都没等到钱。又说是买猪要留一场的看槽期,如果在这一场内小猪没有病,二场让我的亲戚把钱给我送到家里来;如果小猪有病就把猪退还给我。我的猪本来就没病,他们害得我回家走夜路,你们说我冤不冤!”“少废话,”穿短褂儿的说着,将手电筒对着何怀道,浑身上下照了又照,又反复照了何怀道的脸:这个卖小猪的农夫肩上撬着扁担,扁担上挎着猪笼,身穿对襟短衣,脚穿草鞋,和那个穿长袍、登布鞋的可疑的苏维埃联络员迥然不同,他对另外两个家伙摇了摇头。大盘帽说:“他没有路条,押起走。”何怀道说:“走就走,我又不是逃亡地主,怕个球!”大盘帽生气地踢了何怀道一脚说:“把衣裳脱光,搜!”何怀道把扁担和猪笼一甩说:“我口袋里有两个烧馍,是亲戚带给我娃儿吃的,身上没有一圆半串的。”“谁要你的钱,”大盘帽儿说。他们搜遍了何怀道全身,把衣裳补丁都捏了又捏;把扁担看了又看,敲了又敲;又把烧馍掰开,将面渣搓了又搓,没有发现什么纸卷之类他们需要的秘密。穿短褂的搜查猪笼,捏着鼻子用手电筒照了照,猪笼四周大穿小眼的,笼底除了猪屎,什么也没有说:“臭卖猪的滚远点!”一脚将猪笼踢向路旁。回头对另外两个家伙小声说:“我怀疑那人要送什么情报出去,可能怀疑错了。总之,县城很平静,人不多,才打了仗在休整,近几日不会有行动。等我们的人到齐了就可以先入为主,我们撤吧。”大盘帽对何怀道说:“你滚!”回头说:“我们再等一个时辰!”
何怀道气冲冲地掮着扁担撬着猪笼就走,心里在说:“要不是任务在身,打草惊蛇的话,老子几扁担放倒你三个摆起!”他一口气走了四五里路,见没人跟踪,才放下猪笼检查一番。发现笼底的四条保险篾仍然在原来的位置上,他才松了一口气。原来,那就是他藏文件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分,何怀道安全地把《剿灭计划》送到了首长办公室。
十二月四日(农历十月十七日),王营长率领的长胜县驻军和游击队在仪陇前来支援的红军配合下,一鼓作气,将八大队和杀人团从柳垭场附近追击至大洞山一举歼灭,使柳垭乡苏维埃政府的清匪反霸工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一些地主豪绅狗急跳墙,又拉拢一些地痞流氓龟缩在柳垭场西北三公里的硝洞梁下的硝洞子里,还威胁他们的佃户和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共百余人为他们卖命。驻长胜县红军王营长和长胜游击队独立营口夏治山一道,带领红军和游击队包围了硝洞子。为了不伤害洞中的人民群众,于十二月十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智取了硝洞子,消灭了反动残余势力,安定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不管自然条件多么恶劣,战争多么艰险,何怀道总是出色地完成了交通联络任务,并将探听到的敌情及时报告红军。1933年岁末,经红军营长王高的介绍,何怀道同志在长胜县立山区黑水乡(现为平昌县黑水乡)观音塆一间小茅屋里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全心全意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旬(农历冬月24),驻长胜县红军和苏维埃组织转移至巴中一带,集中力量打退敌人的反扑。红军领导要何怀道秘密联系尚未撤离的红军伤病员和苏维埃干部,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去。何怀道以卖粉条的身份,联系了立山周边的几个场镇的十多位同志,大家分头活动,把处境危险的郭宏九等十多位同志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一九三四年秋,红军反攻白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恢复并扩大了苏区。长胜县驻军要何怀道兼任县和区、乡之间的联络工作,他忙得没时间回家了,挂粉条的生意也时断时续。
红军长征将要离开长胜县时,何怀道到巴中川陕省城报送长胜县撤离方案去了。第四天回来的路上,有些乡镇的社会秩序混乱起来,他一路遇到麻烦。等他回到家里时天色已经黢黑了。他妻子说:“昨天下午有两个红军问路找到我们家里来说,红军提前转移了,但是你不在家,他两人等不到你回来,就急急忙忙赶队伍去了。”何怀道想: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路上我没遇见红军,红军从哪条路撤走的呢?给我交代什么任务了吗?这时,外面的狗咬起来了。门外边的人跑进屋里说:“我们出院子的三条路都有人来!”何怀道觉得来者不善,我必须马上转移。他赶忙把党证从箱子里取来,藏在什么地方别人才找不到呢?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多想,便把党证往柜脚下面一插,伸手一摸,地下没有,自以为将党证插进垫柜脚的石板之间的缝隙里去了。便连忙从后门外的刺笆笼里爬出去,脱身而去。几个人从三条路闯进了院子。其中一个说:“我们是苏维埃的,来找何怀道和红军伤病员同我们一道追赶红军大部队去,何怀道呢?”何怀道母亲说:“怀道一大早出去卖粉条,现在都还没回来。我们一家老小的吃活全靠他,他能往外走吗?要走你们走吧!”这个人又说:“红军头人说,何怀道保存的红军机密放在你们家里不安全,要我们给红军带去,你们快拿出来交给我们吧!”何怀道的母亲说:“何怀道是个卖粉条的,他卖过粉条给红军吃,得过红军的纸币布币。那是红军的‘鸡米’啊!可是那些‘鸡米’在买豌豆时开支出去了。”“老太婆,你不懂,我们自己进屋去找!”这个家伙说着,一挥手,几个家伙全都拥进屋子了。他们照起手电,打起火把,在何怀道家翻箱倒柜,里里外外搜查了几遍,没有发现什么机密。他们不死心,又问:“红军伤病员住在家里什么地方的?”何怀道的母亲说:“我们不是医生,不会治病,我家又不是医院,红军伤病员为什么要在我家住?我家的每一个角落你们都找了,你们为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几个家伙一无所获,就气冲冲地走了。
何怀道暂时不能回家,在外地帮人挂粉条为生。他把挣来的钱托人带回家里,家里人将他带回来的钱用来雇人挂粉条,家里人继续做粉条生意。
后来,恐怖形势有所缓和,何怀道趁夜里悄悄回家找党证。发现垫柜脚的石板之间的缝隙里没有,周边的地方也没有。当时是在慌忙中放置的,是记错了地方吗?他把整个屋子找了几遍,仍然没找着。他想:要是那个晚上被敌人搜走了,敌人一定要四处追捕他,通缉他。那么党证究竟在哪里呢?难道搜查的人当中有“好心人”帮他把党证隐藏了吗?因何怀道是搞地下工作的,敌人抓不住他的把柄,几年以后他便回来了。他回家以后一直没找到党证的下落。
一九四九年冬,立山场解放了。何怀道向解放军驻立山场的指导员报告了他当红军地下交通员时的入党过程和秘密党证亡失一事。指导员说:“口说无凭,只有你的入党介绍人王高才能证明你是共产党员,你们是单线联系,无其他人来证明。”现在去哪里找王高呢?何怀道的心凉了半截。指导员又冷言冷语说:“在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谨防投机分子啊。”“我决不是投机分子,”何怀道申辩说。土地改革时,何怀道又向驻村的土改工作队员报告了亡失党证的情况,工作队员很同情他,请他协助村农会工作。划分农村阶级成份时,从何怀道在外帮人以后,家里便由雇工挂粉条卖,外加少部分土地出租。何怀道很开明,自报自家是富农成分。村里在审核成分时,也勉强定何怀道家为富农成分。
一九五九年在社会肃反中,何怀道被划为富农分子。每一次训话会,他总是按时到。他遵纪守法,认真劳动改造。除生产队里的栽秧挞谷和耕田犁地是他的农活外,别无其它轻活。犁冬水田几乎是何怀道一个人包下来的,从深秋一直犁到下雪天,牛不能下田为止。何怀道寂寞和失望时,常常回忆当地下交通员时的经历来安慰自己,有时讲给儿孙们听。
土地要承包到户的头一年深冬,由于天气过分严寒,何怀道和耕牛都冻得上不了冬水田了。家里人把何怀道扶回家以后,何怀道疲乏病倒在床上就再也没起床了。不久他抱屈去世了,终年还不到七十岁。
一九八二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粮食增收。何怀道的长子何修正家里的粮食多得没地方装了,就增添了几架新柜子。一天何修正将朽烂的旧柜子劈了做柴烧时,在柜脚的油结疤缝隙里劈出一个粗布卷儿。他打开粗布卷儿一看,原来是父亲何怀道寻找了四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秘密党证》,便把这党证交给了立山区民政干部黄昌显同志,希望黄昌显能给他父亲何怀道正个名儿。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仪陇文物管理所王永平下乡检查文物安全情况时,夜过立山乡文家岭,投宿何修正家中。王永平向主人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引起了何修正的关注,便问:“《红军党证》你收不收?”王说:“《红军党证》算是珍贵的革命文物,当然要收藏,哪里有呢?”于是,何修正的母亲就讲述了何怀道当红军地下交通员的事迹和没找到党证的遭遇。王永平听了很受感动,又觉得十分酸楚,愿意为何怀道摘掉富农分子帽子,恢复共产党员的名誉出力。
第二天,王永平在黄昌业同志那里获得了红军地下交通员何怀道的“党证”这份珍贵遗物,交文物管理所珍藏。此证质地为粗白布上面裱糊白纸一层,长方形,竖式,长12厘米,宽14厘米,四角微切,略呈八角形,周边勾一道墨线。上顶边正中有红五星、斧头、镰刀党徽图象,下面的第一、二行横列墨书“中国共产党秘必(密)証件”,共九字,楷书。第三行墨书“加入地下革命活动”八字,第四、五行墨书“人員姓名何怀道本名,接連名字何保玉(红色指纹),証人王高(四方印章)”等共二十个字,第六行墨书“地点黑水関(观)险(音)弯(塆)小芼(茅)屋立正”十二个字,下面的最后边是入党时间“一九三三年”。这是原件,真品(见图)。
王永平收到“党证”以后,赓即帮何修正写了《请求关于恢复何怀道同志中国共产党党籍问题的报告》,并附上“党证”照片,一式几份,分别报送有关村、乡、区、县党组织(部门)。事后,何修正多次跑有关村、乡、区和县委组织部,但何怀道的真实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八六年八月,何修正找王永平写了一份申斥材料交县人民法院。法院院长何大述同志十分重视,他走访了上级有关组织部门以后,亲自办理此案。结果,作出了推翻何怀道富农分子身份的决定,恢复何怀道中国共产党党籍,并对何怀道七十多岁的遗孀每月按时发给一定的生活补助费。从此,红军地下交通员的故事获得了新生,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我们讲述红军交通员的故事,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忘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祝愿何怀道同志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责任编辑:张思德纪念馆: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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